[摘要]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两个紧挨着的工地，一方承诺给建筑工150元日结工资的待遇，在农民工高度紧缺之下，一墙之隔的另一个工地给工人开出了160元日结工资的更高条件，部分工人从这边领完工资后，就翻墙跑到对面去了。“民工荒”导致北京民工日工资最高涨至300元，且一天一结不拖欠。
调查中，新生代农民工对合理的月收入、理想月收入进行了自我评估。他们认为，在目前的劳动条件、强度下，合理月收入的平均值应为2678.8元，如在深圳安家、养育子女，理想月收入的平均值应为4200.4元。
王同信说，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的要求和预期比较理性、与深圳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相符。
没能力享受正常家庭生活
报告说，由于收入偏低，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济能力享受正常的社会、家庭生活。据调查，46.8%的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仍然生活在集体宿舍。与老一代一样，他们往往依托乡缘、血缘关系结为“同乡圈”等同质性较强的封闭社群，社会生活圈狭小；而无力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影响了婚姻的稳定，被调查者中，已婚者有19.3%出现婚姻危机，69.9%的孩子不能随父母生活，形成了新一代留守儿童群。
被调查者仅有1%表示今后愿意回乡务农，他们普遍认为，“农民”户籍让他们目前面对既难融入城市、又难回归农村的尴尬，“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”。
据调查，新生代农民工参政意识较强，46%的人希望选出更多农民工人大代表、28.6%的人希望在深圳有参选资格。但调查同时表明，他们在劳资关系方面仍处于弱势的地位、制度维权意识不足，在企业中的民主参与程度低、企业内部也缺少沟通渠道，权益受损时大多选择调换工作，所以就业的流动性较大。
就业稳定性大大降低
报告认为，虽然深圳有关法规目前规定了工资制度，但内容过于简单，同时标准确定不合理、制定程序不公开、缺乏公众参与，建议对工资制度进行专门立法，处理劳资矛盾。
对于未来，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有38.2%希望“未来创业当老板”。调查表明，新生代农民工年平均更换工作0.63次、签订3年以上期限固定劳动合同的仅占2.4%，就业稳定性大大低于老一代农民工。报告建议，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规划、创业指导和专项知识培训。
王同信说，虽然农民工的本质没有改变，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性更突出、更鲜明，这就要求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，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生存问题。
尽管面临生存压力，但83.3%的被调查者认为，“一切会越来越好，只要我们努力争取和进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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