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《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》显示，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%，约540万人，多数中产是“房奴”、“车奴”。
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《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》显示，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%，约540万人，多数中产是“房奴”、“车奴”。
北京中产达540万人——不过，事实上，纵然是很多被归结于中产行列之中的人，似乎也没有“中产”的认同意识。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，时下所谓的“中产”，在很多时候，更像是一个介于富人和最底层穷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的笼统称谓。比如在某些国企，高层管理可称为“富人”，职工可谓是“穷人”，中层管理虽然收入略高，但距“中产”还差得太远。另外，个人收入增长滞后于消费价格的提高，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对未来预期的焦虑感。特别是在房产、教育、医疗等生活必需品长期居于不合理价位的反衬下，“中层”的归属认同感自然要走低。
当前畸高的房价已经成为万夫所指。越来越多的人将连续多年上涨的高房价，视为中间阶层缺乏中产归属感的罪魁祸首。当前，中间阶层力量薄弱，无法起到社会阶层流动加速器的应有作用，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——这是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。然而，中层不“中产”，与高房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吗？
毫无疑问，高房价让一部分“中产者”为之付出了更高的生活成本，甚至不排除有的人因此而“返贫”重归“下流”。但必须认识到，中产孤单身影的背后，是更多“草根”面临更大、更重的向上流动压力，长期不能获得“新鲜血液”的注入，才是中产阶层不能充当社会中坚阶层的主要因素。而这，绝不是房价这种单一的社会商品价格所能造成的，高房价所引发的人居成本的提升，充其量是阻碍社会阶层互通流动的众多因素中一个小小的“因子”。
在笔者看来，症结还是在于，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。社会各行业“精英”所组成的强大方队，具有“分配制度的制定权”，出台的收入分配方案带有强烈的“自私性”；而大多数草根则对此缺乏话语权和监督权，无法对制度的设计者即精英阶层进行有效制衡。由此，贫富差距加大，社会财富分配脱离正义轨道呈现出两极分化式分配特征——富人与穷人的分野自然形成，中间阶层不过是财富分配中一面“面子”效能的镜子。分配不公的财富帷幕下，社会消费所产生的阶层流动阻碍只是表象。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机会不平等，财富的机会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这才是哑铃型社会结构形成的根本。
高房价是一个市场问题，折射出不健康的经济状态。但高房价引发的“买房难”与阶层“流动难”是两码事，不能混淆。试问：没有高房价，又有多少人能够“中产”？因此，中层不“中产”，社会中间阶层力量薄弱、归属感缺失，追根溯源，其实并不是高房价惹的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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